五月常常被称为季节的女王。那个像五月一样美丽的人埋到地下已经37年了。与她共同走过的十几年是我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青年时代。
那时我刚毕业，在木浦的一家海运公司工作。一天，我走在下班的路上，路边的风景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却觉得世界明亮无比。一个女孩，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正撑着阳伞走来。
她的名字叫车容爱，我朋友的胞妹。走在所谓新女性道路上的她，不仅外貌出众，而且性格活泼开朗，因而极受家人宠爱。
从那以后，我出入朋友家的次数骤然增多起来。我曾在那么多宾朋面前敲着小锣、鼓、长鼓助兴，有时也卖力地唱“看我一眼吧，看我一眼吧”。偶尔我们的视线碰在一起，那一瞬间漫到全身的幸福感，我永远都忘不了。连她莞尔一笑时露出的小重牙都那样有魅力。
有钱人家为女儿挑选终生伴侣，自然需要讲很多条件，但主要还在于当时时局混乱，她父亲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
“你怎么想？”她父亲问。
她沉默片刻，那短暂的一瞬令我觉得那样漫长。终于，她清楚而果断地回答：“如果不能和他结婚，那我这辈子谁都不嫁。”
我们结婚了。我成立了一家木浦商船株式会社。借助于稳重而贤惠的妻子的帮助，我的事业蒸蒸日上，第一个儿子弘一的出生，使得我们的小家庭日臻完美。
“六·二五”后，我躲开连续不断的轰炸和机枪扫射到达木浦。家里的东西都被抢光了，家人全都躲在儒达山的防空洞里，妻子不得不在那阴暗潮湿的地方生下老二弘业。
我迁至釜山，开设了兴国海运株式会社。磨难之后重新得到的经济上的安定给了我和妻子更大的幸福。
每次回家，我都要给妻子和孩子们带回礼物。我常和两个儿子一起在炕上滚来滚去地闹，这时妻子会露出那颗洁白的小重牙，幸福地微笑着。
作为一名政治家，我的第一次出马以失利告终。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有很多痛苦在等待着我。
政治家若没有资金，就无法竞选，家里的钱已全部用尽，我们不得不辗转租房。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家里来了客人，因为没有咖啡杯，只好用搪瓷缸为客人端上咖啡。妻子心理上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她还是常塞给我零用钱，这是她偷着做各种小生意或打工挣来的。
“别为琐碎的杂事费心，男子汉大丈夫一定要誓死战斗到底！”妻子生怕我负疚觉得对不起她，总是申明大义。
1954年之后，我从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沦落为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者。
一直操心两个儿子的教育、支持我的选举工作、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却从不肯叫一声苦的妻子终于倒下了。长期以来靠自己的坚强意志硬撑下来的疲劳身躯和我在选举中的不断失败带来的精神上的打击，终于使她再也支撑不住。
妻子没有卧病太久。她没有留下遗言———连留遗言的时间都没有，终于在1960年5月27日离开了人世。
曾有人问我，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刻是什么时候。我说，是妻子辞世的那一天。
36年的婚缘
我和她第一次相遇是1951年，在釜山，那时战争的炮火还没有停息。
她比我大两岁，更因为她朝气蓬勃而又极有涵养，所以在她面前我有点缺乏自信。
在那荒凉的避难地，我们暂时忘记了战火，热烈而真诚地交谈着，谈梦想，谈未来，谈祖国的悲惨命运。
其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与她再次邂逅，是1961年的晚秋她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其间我三次落选，并承受了失去爱妻的痛苦。
总之，我那时不过是个政治浪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独自一人抚养着两个儿子，还担负着抚养老母和幼弟的重担。政治上有无希望并不重要，眼前怎么活命，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
正在这时，我在路上偶遇李姬镐。她已是成熟的女性，充满了睿智。
有一天，我突然病倒了。我曾无数次地想象她来照料病中的我，并用温暖的话语来安慰我的情景。病刚好我就不顾一切地跑去找她，我忐忑不安小心翼翼地说：“我非常想念你。”
她用焦虑的目光望着大病初愈面色苍白的我，眼眶渐渐地湿润了，她哽咽着说：“我也很想去看您，可是我怕旁人的眼光……”
尽管我是一个鳏夫，还有两个孩子，但我还是鼓起了勇气向她求婚。
“你知道，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但我有远大的目标，我要使这片土地开出真正民主的鲜花。”就这样，她和我结婚了。人们都在背后议论说她嫁给我实在是“太亏了”。
我给妻子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我也一直信守对她的诺言，那就是要走一条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政治家的道路。我常开玩笑说，我生怕她抛弃我，总是不敢改变自己的政治气节。但这不是玩笑，而是我的真心。
如果说我怕死，那是因为假如和这样的妻子分离实在太令人惋惜和悲伤。
（《我挚爱的女性》金大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